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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如何应对水灾?


    

西部新闻网北京讯  《康熙治水图》近年来由于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环境史成为国际上的重要研究课题。暴雨与干旱交替频繁等气候极端化现象,导致各国水资源管理情势严峻的情况,更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数场大型环境史国际研讨会议程中,多可见到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议题。若就清代档案文献而论,围绕着清代北京城水资源管理一事,可提供许多重要参考案例。清代官方对于京城水资源的管理,由档案观之,则不只是防止水患灾害而已。清代官员对于水资源管理的认识,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涉及水、火灾害的预防,灾民安置救济等。举例来说,清代官员们对于北京的雨量降水分布,既有实际了解,亦有确实记录。

近日强降雨集中,各地亦有相关灾情传出。回溯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清代京城水灾相关记录散见于各种类型的官书与档案文献中,若详加整理,勤作爬梳,仍然可从中看出当时官方应对处理措施的诸多细节。例如北京城雨量降水分布不均的情况,暴雨与干旱集中月份等。经由清代档案记载可以约略看出其大致的情形。笔者仅就多年来整理史语所内阁大库档案所见数例,加以补充,略述其中概要情形。

明清北京用水不易

明人丘浚塑像

明清北京的气候情况,若就相关档案文献记载来看,雨量似乎集中于特定月份,加上井水水质不佳,致使京城百姓用水多有困难。明人丘浚(1421~1495)曾对京畿水文现象详加说明:“今京畿之地,地势平衍,率多洿下。一有数日之雨,即便淹没。不必霁潦之久,輙有害稼之苦。……十岁之间,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从丘浚所述可知京畿自明代开始即有暴雨致灾的现象。

稍后,晚清兴办自来水事业亦起因于北京雨量不均,取水不易,加之水质不佳,甚至户部大火时无水可救,因而许多官员在光绪年间即有倡议。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宫中档》中即有光绪二十九年御史梁文灿“奏请设立自来水由”一件。梁文灿折认为京城中用水困难,泉水水质涸涩,加上传染疫病流行,因此奏请办理自来水事业。梁氏指出兴办自来水,不仅可用于火灾消防,对于民生日用也有帮助。梁文灿也写道京城民生用水的困难之处:“京城井水向来碱质,饮此水者多生疫疾。”梁氏的奏折揭示出京城水资源在晚清时的概要情形。当时北京井水水质情况有待改善,水质不佳对于居民健康养生大有害处。加之取水不易,火灾难救。

值得注意的是,农历三四月间,属于亢旱时节,食水不易。另外,光绪年间御史徐堉也在相关奏请中提及北京在旧历四五月份间的气候情况:“京都近年以来,四、五月间往往雨泽歉缺,焦燥不堪,皆由地气之郁堙。”

综合而言,水资源管理不易,北京城民苦于缺水。

清代北京大雨成灾

清代北京城在强降雨状况上也有特别集中的情形,就笔者所见史语所藏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中,即有顺治、乾隆及嘉庆年间京城被水成灾的记载。顺治十年闰六月,户科给事中赵进美(1620~1692)奏陈:“京城自六月以来,霪雨联线,都邑之中,积水成渠。”赵进美向清廷奏请调查勘明京畿邻近受灾州县,以便行文各处负责官员,设法救济灾民。至于京城内外的灾民,以及因灾受损房屋,则奏请由顺天府五城御史调查抚恤,并且酌量给予赈给济。

其后,乾隆七年七月,乾隆皇帝在上谕中特别指示要加强京城内外水道的疏浚管理:“近年以来,雨水少骤,街道便至积水,消泄迟缓,此水道淤垫之故也。”上谕中更特令海望、哈达哈、韩光基、舒赫德等人,带同钦天监官员逐一调查京城内外水道。凡是应当加以疏浚之处,详细商议,再请旨妥善办理。另外,适时疏浚紫禁城金水桥一带水道,预防水道淤塞成灾的意见,也可见于乾隆年间档案中。乾隆十六年六月,福建道监察御史王荃便有奏请疏浚紫禁城金水桥水道,防止淤塞致灾的奏折。

嘉庆年间也有数例,例如内阁大库档案除记录下嘉庆二年京城大雨,以及嘉庆六年京畿连下五夜的大雨灾情之外,并记录了相关善后措施的施行情况。其中,嘉庆二年七月上谕记载了当年京城大雨灾情奏报讯息不实的若干情况:“所有奏报京城雨水不实之留京王大臣等,着交部议处。”此处的档案记载反映出关于大雨成灾、永定河漫口一事的奏报不明,讯息混乱的情况。当时身处承德,并不在京师的嘉庆帝对于官员的奏报,即多有质疑,担心留京大臣们有意掩饰灾情。

嘉庆帝如何处理京师水灾

淸人昭槤(1776~1833)曾在《啸亭杂录》记载:“辛酉夏,霖雨数旬,永定漫口,水淹南苑,漂没田庐数百里,秋禾尽伤……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

嘉庆六年京城畿辅一带连续六夜大雨不止,形成重大灾情,甚至水淹南苑。淸人昭槤(1776~1833)曾在《啸亭杂录》记载此事:“辛酉夏,霖雨数旬,永定漫口,水淹南苑,漂没田庐数百里,秋禾尽伤……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相较于清人的记载,当时朝鲜派往北京的谢恩正使曹允大也在《承政院日记》中留下此次大水成灾的相关记录。朝鲜纯宗二年(清嘉庆七年,1802)四月初十日,出使返国的曹允大在与朝鲜国王的奏对中提及:“且前年六月一朔雨水,连注山海关内,一望赤地水过处。臣亦目见流民塞路,不知为几千万命矣。所谓赈恤,则亦无官员之看检者,而如我国乡所之类,领馈于城外,以糜粥等物,略略措办,殆不成貌样,实有有名无实之叹。”综合来看,《啸亭杂录》与《承政院日记》的记载中,前者以笔记条目形式呈现,内容较为粗略概要;后者以朝鲜使臣的角度立论,奏报言辞间,略带贬抑。相较之下,清朝档案与官书文献,则提供了极为详实的记载。

嘉庆帝曾在《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序》指出此次京师大雨数日夜:“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县,数千万黎民荡析离居,漂流昏垫,诚从来未有之大灾患。”对于这一场超出寻常的水灾事件,清朝档案文献也有详细的记录。《嘉庆朝宫中档》亦载嘉庆六年七月朱批一道:“今次大水,实出寻常,勉力筹办,实无良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嘉庆朝上谕档·嘉庆六年六月夏季档》详细记载是次大雨一连数日不停,被水成灾,洪水横流,漫溢至紫禁城宫门外,水深至五六尺。隆宗门内军机值房已有积水,情势严峻。当时朝中大臣甚至筹议备置小船、木筏于宫门外,以为待命应变。

《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则记载嘉庆六年七月间此事的相关上谕,记录京城一带永定河漫泛溢,受灾贫民们流离失所。特派大臣们等调查灾情,酌情给予赈济。并且在上谕中指示官员中若有相关捐助,支援救灾赈济,另有加恩奖叙。同月,另有上谕指示凡被派遣分路查勘京城淹水灾情的官员们,应该分别考核功过。有功者议叙嘉奖,有过者则交部议处究责。嘉庆帝对于失职的阿隆阿等人,特别谕示需交部严加议处,并且命其即刻赴天津查勘灾情:“不准归家,亦不准驰驲前往。”同年八月,另有上谕指示将此次灾情记录,以及办理工赈赈灾相关档案,汇编成册,并于是年冬末前后印刷刊布。同年九月上谕则指示在京城康宁门外普济堂,除了按照往例赏给三百石京仓小米,再酌加二百石,赈济四方贫民。

上述即为嘉庆皇帝对京城被水成灾的多项上谕指示,包括了勘灾、赈灾、奖励有功人员与惩处失职官员等内容。广义上也可以视作水资源管理的衍生措施,即灾害善后。若由相关记载的月份上来看,可见农历七、八月夏季之间,北京城常有强降雨、暴雨的情况,造成严重灾情。时至今日,灾情控管、灾情勘查、善后安置、相关档案文献材料的汇集整理,也是防灾、救灾的重要环节,嘉庆皇帝特谕编辑《钦定辛酉工赈纪事》一书,保存灾情与善后措施的详细记录,有助后世记取灾害经验教训。

清代官方“祈晴”

嘉庆帝曾赋诗《社稷坛祈晴纪》记录亲赴社稷坛祈晴之事。

清代官方关于祭祀黑龙潭、白龙潭、玉泉山等处龙神祠祈雨一事,也有多记载,也是京城水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面向。清朝皇帝或亲往祭祀,或派皇子阿哥、大臣们等拈香致祭,目的皆在求雨。除祈雨仪典之外,清代亦有“祈晴”典礼仪文,嘉庆帝赋诗《社稷坛祈晴纪》记录亲赴社稷坛祈晴之事。诗云:“祈雨祈晴总一诚,典章创始特躬行。”此诗诗注:“兹特申殷荐,斋袚躬亲,先期示光霁。是晨升阳昭朗,尤严愓畏也。”详细记录是日祈晴典礼举行之后,晨间朝阳初升的情景。

祈晴仪典的溯源上,据内阁大库档案记载,嘉庆皇帝于嘉庆六年七月自圆明园进宫斋戒祈晴后,相关“谢晴仪文”方才形成正式的祈晴典礼,相关仪注一并载明在会典中。“祈晴”、“祈雨”,虽然事涉迷信,但也由此可见北京城水资源在先天上的限制。事实上不只官方如此,北京民间信仰亦与水资源管理大有关系,可见管理水资源之不易。清代北京城或是干旱不雨,或是被雨成灾,皆是水资源管理的难题。

综合而论,清朝皇帝与治水官员形塑了城市水资源管理的上层结构,涉及治水防洪、赈济灾民、环境卫生、防灾文献汇整等各种城市管理的实务运作。清朝档案文书提供了有关于环境史、城市水害、城市水资源管理利用的丰富史料。然而史料散见于各种档案类型,需要多方面的统整汇辑,实有待研究者进一步的发掘与探索。鉴往知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但是防患未然,熟知相关历史经验,并且转化为防灾方面的具体实践参考,可说是千古不易的应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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